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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安门下的砖

华风之弊,八字尽之:始于作伪,终于无耻!------严复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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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死作证---徐怀谦  

2012-08-25 19:16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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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怀谦 : 汉族。男,1968年生于山东高密柴沟一个普通农家,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分配在首钢锻炼一年,分配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,1999年去河南省虞城县挂职县委副书记时离开过报社两年。后获中国社科研究生院文学硕士学位。现任《人民日报》副刊“大地” 主编。近日听说他自杀啦!才44岁啊!引用他的遗作,算是一种哀悼吧!

死是一个沉重的字眼,然而在中国,在很多情况下,不死不足以引起社会重视,不死不足以促进事情的妥善解决。较近的例子,南丹矿井透水案,如果不是死亡81人,这盖子可能永远不会被人揭开;山西、山东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,如果不是短短九天时间内死亡105人,7 人下落不明,也不会那么快地关闭小煤矿。
  据官方提供的数字,中国煤矿每年死亡人数都近万人,我国每百万吨煤死亡率比俄罗斯高11倍,比印度高15倍,比美国高182倍。我原以为,高死亡率是由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条件所决定的,可是印度不也同为发展中国家么?
 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比较方法。有报道称, 2001年头十一个月,中国煤矿死亡人数近4700人,全年死亡人数肯定将少于去年官方公布的5300人。其中的快意能不令人寒心么?
  经济学上讲,规模出效益。老百姓的死也只有成规模以后,才能引起社会各方面重视,促进事情的妥善解决。像宁夏吴忠市12岁女中学生王萍因躲避副市长的考察车队坠落桥下溺水而死,又是获赔又是将官员撤职的例子只是个例,是王萍“运气好”,更多的零零星星的百姓之死,大都湮没无闻了。手头有两个例子:
  其一,我在基层挂职时,有个县委书记给我讲过这样一个“笑话”:前些年夏粮征收期间,个别农户缴不出那么多公粮,逼急了,有个别老农当着乡里、村里干部的面,喝农药或上吊而死。县里怕事情闹大,往往赔个六七万了事。又到一年夏粮征收时,就有这么个农村老汉,对他的儿子说:“孩啊,眼看又快到夏粮征收了,我这把老骨头也不值几个钱了。这样吧,乡里、村里来咱家催缴公粮的时候,我就喝农药药死,你抬着我的尸身到乡里去闹,兴许也能赔个六七万,你也能盖趟新房,娶上媳妇了,也算了了我后半辈子的心事。”县委书记说到这里,哈哈一乐,说:“你看现在的农民有多刁!”接下来,他不无自豪地讲起他的英明决策:“我上任以后,为坚决刹住这股歪风,明确了‘喝药给瓶,上吊给绳’的方针,爱怎么闹怎么闹,一分钱也不赔!”
  这位县委书记从来没有想过:为什么农民为了点公粮,会心甘情愿地把命搭上?是真的为了几个钱,还是不合理负担在做祟?但有一点是肯定的:从值六七万到不值一分钱,农民的命是越来越贱了。
  其二,有家杂志社的一位资深女记者日前给我讲的一段采访见闻,同样令人震惊:在一座女子监狱中关押着一些死刑犯,她们都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。当她们一而再,再而三地向单位、向组织、向法院申诉她们的悲惨经历的时候,没有一个人理她们。最后当她们忍无可忍,以牙还牙,以血还血,亲手杀死了她们的“牲畜”丈夫的时候,一直对她们表示冷漠的法律在这时,只有在这时,才道貌岸然地站出来,把她们一个个定成了死刑犯。
  “未知死,焉知生?”还是西方人说得有道理。从上述妇女、儿童、农民等弱势群体对死的选择和态度中,我们看到的不正是生之艰涩么?这么简单的命题,难道还需要像数学定理那样反复求证吗?
  原载《杂文月刊》2002年第4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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