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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安门下的砖

华风之弊,八字尽之:始于作伪,终于无耻!------严复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教育部长张保庆:敢讲是不得不讲,不贪财色落得坦然 !  

2017-02-22 22:15:23|  分类: 历史人物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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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:张保庆,1944年6月生,河南镇平人,1996年至2005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。女儿考不上大学去上成人本科,2005年一句“政令不出中南海"震惊全国!
教育部长张保庆:敢讲是不得不讲,不贪财色落得坦然 ! - 天安门下的砖 - 天安门下的砖
      去年(2005年 )8月29日下午,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那场45分钟的即席发言,使得贫民部长张保庆一夜之间成为新闻人物。张副部长之所以“出名”,固然是因为毫不客气地公开点名批评助学不力的八个省市,更深层次的原因,则是中国教育多年来的积弊与沉疴,以及饱受其苦的社会公众那越来越吝啬的、已经无法再“施舍”给教育界的忍耐力。
      但是,也就在张副部长“敢言”动天下之后不久,去年(2005年 )10月28日,传出其退出副部长一职的消息;现在,他的最新任命是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。
     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这位浸淫中国教育界17年之久的主管官员,在离职之后,有何感言?这位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、被业内人士称为“屡有真性情流露”的部级高官,退休之后,还能够回归平民生活吗?

        2006年1月6日,张保庆接受了本刊独家专访。
       
        人物周刊:能否谈谈你现在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工作?
        张保庆:这个基金会是2002年朱镕基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时决定设立的,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立起来。到去年10月份,我退下来之后,他们让我负责。基金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助教、助学,责任比过去轻了,任务也小多了。不过想搞好,也比较难。因为有一点点的钱不行,几个亿都不行,没有几十个亿恐怕无法开展工作。所以我这个理事长的主要工作就是筹钱。
        人物周刊:不是副部长了,失落吗?
        张保庆:倒没有感觉到有多少失落。我这个人啊,农民出身,当官这条路是我始料不及的,我也没想到能当到副部长。一个农民的孩子,靠苦干起来,能当到副部长,我觉得超出我原来的预想,真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也没什么遗憾的。回想我在这接近四十年的工作生涯,该讲的还是讲了,该干的事情还是干成了一些。我的处世哲学就是绝对不干违心的事,任何情况下都要守着自己的人格、人品。这些年来,虽然也有一些坎坎坷坷,一些风风雨雨,但都不违心、不出卖自己人格、人品。
         下来后,很多人问我如何感觉,我觉得落了个坦然,觉得自己对得起自己,也对得起乡亲,对得起党和政府。失落谈不上,不像有些人。
         在教育部工作这么多年,对于教育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。从这个角度讲,是有一些遗憾。不过没关系,让别人来干吧(笑)。
         人物周刊:那你觉得当年能当上部级高官,什么是最关键的因素?
         张保庆:我当这个部长,两次大范围民意投票,可复杂了……我当办公厅主任,要求很严。1989年我当办公厅副主任,1993年当主任,那时比较复杂,我也没想到群众会投我的票。当时我很感动,不是感动我当副部长了,而是被群众的信任感动了。
         人物周刊:群众投票直接决定你当教育部副部长么?
         张保庆:机关要产生一批干部,提拔总要看民意嘛。
         人物周刊:当部长以来,比较大的挫折是什么?
         张保庆:这个不说了吧,给你们说了也没用……可以讲一句,当部长、副部长,主要是处理好与上级关系的问题。
         人物周刊:那你觉得处理得怎么样?
         张保庆:不好,我处理得不成功(笑)。人啊,一生中碰到好领导是福气。原来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,领导、群众对我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。但是,工作后不行了,领导觉得你好,群众觉得你不行;群众觉得你好,领导又觉得你不行。对这个问题,我思考了很长时间。最后得出结论,不是我变了,我没变,我还是我,是社会大环境变了。
          人物周刊:你说我们的吏治有没有问题呢?
          张保庆:当然有,就是吏治问题嘛!比如,领导处理一个重大问题,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,哪有那么多异口同声?
           人物周刊:为官几十年,有没有妥协过?
           张保庆:咦,妥协?我坚持大是大非,日常工作我有自己的原则。有人说我好说话,有人说我难说话。我的原则是,该办一定要办,赶快办;不能办的事情就是不能办,谁来也不行。有一个地方想办一个学院,来北京想见我。刚开始我不知道,后来有人告诉我,说已经在教育部呆了三天,我一看时间,已经是12点差10分,快下班了,我赶快让他过来。我说,你简明扼要说一下。这一听,我明白了,他想办学院符合国家大的政策。只汇报了5分钟,我说,行了,你回去吧,你这个事符合政策,可以办。
            人物周刊:我们知道国内曾经对教育产业化很感兴趣。
            张保庆:在阻止教育产业化这件事情上,我是有贡献的。1999年,有人鼓吹教育产业化,这个提法来自上层。会当官的都要看上面的动向。我不管,你共产党是干啥的?要搞产业化,以后就别再提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。产业化要毁掉教育事业的。现在,大家都讲了,问题是当时谁敢讲?2003年,许多地方打着改制的名义,把那些很好的中小学给卖掉了,我气极了。当年的全国教育厅局长工作会议上,我说,教育不能搞产业化,绝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办教育!这个话谁敢讲啊?我讲!后来我又写了封信给总理,温家宝总理批示才将这股风刹住……中国官场,事后诸葛亮很多!现在都知道当英雄了。
           人物周刊:那你觉得不按市场经济搞教育是感情问题,还是其他因素?
           张保庆:这不是感情问题,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。西方国家搞了几百年资本主义,都不敢提教育产业化,都不敢当作商业那样去搞,人家的提法都是公益事业。谁给你说西方国家一切都是为了钱啊?没那回事嘛!
            教育是要教人做事的,这些都是很本质的东西。所以你要硬按市场经济搞怎么得了?我最反对很多地方怎么赚钱怎么干!不管哪个国家,教育都是政府的责任。教育是一个最广泛的社会公益事业,教育是国家必须管的。现在好多地方都是把教育推向社会,摆脱了政府的责任,这都是短见。
             我可以说现在有很多人还没有搞懂什么叫做市场经济。我有时候就发牢骚,我们现在搞的这一套,比市场经济还市场经济。这对市场经济其实是个误解。市场经济也没什么奥妙,你要搞竞争啊,竞争可以搞到教育中去。但是市场经济的最终目标是要发财,是要赚钱。难道我们的教育就是为了发财为了钱?能这样搞吗?
            现在教育出了问题,卫生出了问题,体育也出了问题,都和它有关。
            现在我觉得讲话有些多了,我在这件事上是触犯了很多人的。说实在话,这是我性格上一个很大的毛病。为这个毛病,我自己也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。但仔细想一想,我也不后悔。你没有一个清晰的判断,那是不行的。你们可不要小看这个事。
           很多人说“你这个人急躁、简单、不能够担当大任”。人言可畏啊。实际上我过去从来没有辩解过,一直到这次进行先进性教育,我才把这个问题摆出来了。我说,我急,我也不后悔。因为第一,我这个人做事要求严,我对工作要求高,该干好的没干好,该完成的工作没有完成,这个是要着急的。现在我看到国家存在的的问题了,确实心急如焚,要想办法解决它。有些人倒好,说老实话,国家全垮了他也不急。那怎么行?!是不是?
           再一个,我扪心问自己,我急的不是自己的事,我是为工作着急,我对自己家的事没有急过。人一急吧,用词会重一些,说话会偏一些。各人有各人的工作风格,谁没有自己的工作风格?谁说一个好的领导就不急,一个好的领导就不会批评人?没那回事,那是很庸俗很低级的看法。你们都说周总理脾气好,周总理脾气厉害着呢。
           我批评有些省没搞好高校助学贷款,被认为是“敢言”了,“敢言”只是表面现象。敢言是要有勇气的。私心很重的人,绝对不会敢言。另外,敢言是要看水平的。你乱放炮,那就不叫敢言,那是胡说八道。
          我为什么敢讲,因为我对某些问题的思考比较深。我在教育部干了17年,我经历了五届领导。我自己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了,那该讲的就讲了。现在有些人是没有很好考虑,完全跟着舆论走,这不是很危险嘛。所以我就说教育是要讲政治的,是不能讲时髦的。教育要讲原则,哪能社会上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。
        人物周刊:你了解做部长期间别人对您的负面评价吗?
        张保庆:我不是完人,我承认,别人经常对我有不同意见。爱急是说得好听的,实际潜台词是说我爱训人。我到高校去到地方去,一些校长和教育官员说得不对,我马上就讲,不对,不能这样讲。这不是得罪人嘛。得罪人多,人家都在背后说,你看这个张保庆处理工作太简单,到处训人。
        现在,不是那么简单啦。社会上弥漫着表扬与自我表扬,明明一肚子意见,谁也不批评谁,所以批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一上来就能接受你批评的人恐怕就更少,年终考核打叉,不投你票。
        第二个人家说我土,太不修边幅,这个不值得一说。
        人物周刊:那你觉得和其他人是教育观念上的不一致吗?
        张保庆:也不是有些同志看不出问题,他也知道怎样做对、怎样做不对,但问题是不敢说、不敢讲,讨论时不敢明确表示自己意见,模棱两可。现在,官场搞这一套东西很厉害。我也不是不分场合,大会小会都去讲。但是只要我认准的事情,不管是谁,持什么态度,哪个领导面前,我都要讲。
       忠言逆耳嘛,加上有些人……很复杂吧。光领导这方面好说,还是有一些小人,这个更可恶……
      人物周刊:小人?
      张保庆:嗯,原来我不大喜欢用这个词,后来发觉用这个词是对的。我防范意识很差,有些时候,我当面给领导讲,领导可能是一种看法;如果别人反映给领导,那就成了另外的样子。
       人物周刊:有没有感觉自己挑战一些潜规则?
       张保庆:哈哈哈……
       人物周刊:2005年8月底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,你曾说“反正我也要退休了”。如果你四十岁的话,你还会这样讲吗?你要这样讲,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?
       张保庆:四十岁我也敢讲。实际上,当时也没有决定我退休,是我自己坚决要求在年底之前退下来。你不退下来,这个位子好多人盯着。我到年龄了,60岁必须退休。那天为什么冒出来这句话,是无意的,旨在说明,我也不怕批评你们,后来记者就捉住这句话做文章,巧了,刚好讲完这句话就去职了。
        人物周刊:你如果还继续在职,对八个地方点名之后,对你本人还是会有影响的吧?
        张保庆:没有多大影响。因为这个点名不是很厉害的点名,就点了八个地方,也不是要害问题——不是说政治不好,就是国家助学贷款问题。这几个地方官员很清楚,动不了他们什么根本的……你们对官场的东西了解得还是太少了。
        人物周刊:有报道说,点名这个做法在之前的会上就定了的?
        张保庆:哎呀,我们定了的。7月份,陈至立和周济让我再讲讲,我说都讲了五年了,每年秋季都讲啊,现在不要讲,到了9月份再讲。财政部说你们再不采取一点硬措施,光讲有什么用?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,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。像解决困难学生助学贷款的事情,下边根本就不听嘛,连这样的政策都不执行,还说别的吗?所以部党组专门开了会,就是说要点名字。我就是让他们把这八个地方全部要核实清楚,打听一下是不是这样。既然我要点名,就要站得住的。别搞成我在前面讲,别人在后面说不是这么一回事。
        当然按照计划,本不应该那天点名,应该过几天公布惩罚措施的时候一起点名。但这回我也是下狠心了,我本人确实很生气,搞了几年都搞不下去。
        我这么讲了,有些人是不高兴,我知道的,但我也不管他们,这件事就这么算了。后来凤凰卫视找我,陕西等七八个省找我,包括批评我的时候,找我去谈,我都不去。《中国青年报》来采访,我就说澄清一下,不要以为我免职啊是讲话带来的,那完全是个误会。不要这样引导,否则激起情绪来,不好。
       人物周刊:有人讲,您批评八省市之前,有很多渠道向党和上级反映情况的,为什么要用直接向媒体披露的方式?
       张保庆:你们都弄错了,我们向国务院汇报过的,说这几个省问题出在什么地方,还建议要对这八个省采取措施。你们不了解这个内部操作规则。
       实事求是地说,直接点省市的名字,从我们教育部来讲,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。我们部里也研究了,不这样做,绝对不行,不这样就推不下去,也没法交代啊。
       按规定,我们没权点名批评人家地方政府。我们从来没有直接点地方政府的名字。我们是国务院的业务部门,不能直接责问人家省级政府,也没有资格批评人家。所以我讲话的时候很注意,我加了一句话“我们又没有资格批评人家地方政府”。
      人物周刊:你点名的事情是实话实说,但引来民意一片褒扬,这是否意味着大家对于官员的心理期望值已经调低了?
       张保庆:现在官场这种风气……我都没想到大家评价这么好,我不上网,后来我一个哥哥接连几天打电话找我,说你讲什么话了,外面传得很广啊。听到这个,我才叫他们把网上东西查出来我看看。一看,我说,完了,老百姓这么看,只能说明我们官场问题大了。
       人物周刊:因为这个事,你这个副部长比很多正部长的名气都大,你怎么看?
       张保庆:这对我也是个最大的满足和安慰吧。没想到我这一个副部长下来了,会引起这么多人关注,压根没想到,受宠若惊吧。
       尽管老百姓不了解情况有点误会,但至少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情绪、社会上的一种动态,我没想到人家对我们当官的期望值……你说高,其实太低!
       我并不因为人家说我几句好话就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。现在做人、做官的标准越来越低了,本来当官不贪污不受贿,是起码道德问题,现在这样的都成模范了。
       人物周刊:听说你当年高考时报考的是北京大学?
       张保庆:当时第一志愿是北大,第二志愿是北外法语系,后来被第一志愿北大中文系录取,因为我血压偏高,他们两次发电报过来让我复查。那时候的人们很纯啊,现在血压高算个什么,吃两片降压药下来不就算了,那时候人们从来没谁想到弄虚作假。老师怕我血压高,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师骑车带着我这一个大小伙子,到县城去复查,两次血压都不过关,上北大就不行了。
       被北外录取也是附加了条件,如果血压高还是录取不了的。也怪了,后来我干脆什么都不想,吃过午饭就睡觉,思想放松之后,到北外复查血压过关了。
       上大学时,我是北外的保守派头头,1965年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,我觉得自己没错,一个检讨都没写。当时我就想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回老家,后来到部队农场锻炼两年。文革”对我人格是个很大考验。当时,如果我做了检讨,反戈一击,造反派还准备让我去做头头,不过我不干,很“顽固”。当时,我对象的父母都在监狱中,我还是坚持,该结婚就结婚。
        人物周刊:这么多年的人生选择中,你有过波动吗?
        张保庆:我的职业选择都是服从组织安排。“文革”后,我从天津调到教育部,又被派到法国工作。如果想当官,当时在天津留下可能比后面当的官大,但是我和我夫人就决定不当官了,因为文化大革命我消极过一段时间,不想再干了,太复杂了。后来我们下决心在法国使馆干几年,把外语水平提高提高,以后就从事法语教学、研究、包括翻译工作。我们在法国工作了五年,大概五分之四的钱都在法国买了唱片、书籍、各种资料,现在家里还摆得满满的。后来又调我回教育部办公厅工作,我就不愿来,我说我不适合坐办公厅,结果呢,硬要我来。我有个毛病,一旦我答应去干这个事情了,我决不应付,全力以赴去干,我就是这种人。
       人物周刊:法国文学研究这一块就放下了?
       张保庆:放!时间不允许了,因为我1989年到了办公厅。办公厅的工作简直是不分白天黑夜,因为这个我连孩子教育都耽误了。连星期天都没有,那你哪还有时间去搞法语?后来当了副部长,恰恰不叫我管外事,叫我管计划、纪检、财务、老干局,还有机关党委。如果管外事的话,我的法语英语都能捡起来的。
      人物周刊:你还翻译了《茶花女》?
      张保庆:这本书出的差错太多了,我很生气,书印出来后我和谁都没有提起过。我翻译得不错,但是出版社做得很不好。当时我就跟他们说,你出版的时候我来校对。那是我在外事司当副司长的时候,人家约我。因为原来的翻译不太流利,有点发涩,我和我夫人还有信心把它翻译得更好一点。最后最不满意的就是出版得很粗糙,校对漏洞太多。读者一读,他不认为是出版的问题,他认为是我翻译的问题,所以我很生气,我把出版社大骂了一通。因为《茶花女》是个名著,我既然重译了,就要把我的特点表现出来。你看,几乎每一页都有错别字。我叫出版社重出版,他又舍不得。
       人物周刊:新闻报道中说你你平时爱好挺广,写旧体诗,还喜欢书法,书也读得杂。
       张保庆:我读书很快的,很多书都是一晚上就读完了。我还爱睡懒觉,都是八点以后吃早饭,吃完早饭有一件事必须干,花一个小时,把所有的报纸杂志浏览一遍,上午就看书。看刚出来的新书,看人物自传。诗词是少不了的,过一段时间就到书店看一看。我是河南人,在一些韵脚上功夫还是不太好。如果不上班,中午大概睡一个小时午觉,然后练字。朋友都是下午来,坐一坐聊聊天。晚上看《新闻联播》,有好的电视连续剧就看,没有就回书房练字看书。我自己偏爱的重点一个是古典诗词,一个是书法。
      人物周刊:听说您要写三篇小说?
      张保庆:是准备写小说,写三篇。
       一篇是写狗的,有很多素材和亲身经历,把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反映出来,说做人做事的原则问题,可以写个中篇。我也很喜欢狗,现在还养一条小哈巴狗,养了十年了。只要我回到家,它就和我行影不离,我干什么都跟着,我写字它就在桌上趴着。
       第二篇小说根据我自己年轻时在部队的观察和感受,写用人的问题。从省级干部写起,怎么看人、用人、培养人。这本小说出来会很麻烦,会暴露什么样的人真正能干,领导喜欢什么样的人,什么样的人容易成功。有些小人也得势了,真正能干的人也不一定成功,所以不是那么理想化,写出来会揭露官场上的东西。人物原型我都有,很生动,我也有很多感受。但是说归说,写出来不太容易。
       再写一个关于母亲的。我的母亲不简单,我对母亲很尊敬。
       人物周刊:你以前写过小说吗?
       张保庆:中学时就写过,读高中时发表过,后来没怎么写。写小说很有意思,我对现在的小说不感冒,我还是想参照传统写法。我为什么订《报刊文摘》?一般评价不错的纪实小说它都会介绍。可是现在都是小题材大写法,写内心世界和自我的比较多。我选这个题材,和我个人经历有关。通过小说批判一下这些东西,张扬一下努力做事要讲原则,做人、用人都要讲原则。特别是领导在用人上不要有私心,要对人民负责。
       人物周刊:2002年教师节前,你为自己刚去世的中学老师田老师,写了篇6000字文章,署名“抱清”,投给中国青年报……
       张保庆:本来没打算写的,后来听到老师去世了,忍不住关上门写出来了。那几件事都是真实的。1967年,北京高校里最乱的时候,他听说我挨批,到学校来看我。到处都是批我的大字报,他也不怕,到处找我,我们俩在颐和园谈了一天。他是我这一生仅有的两位好老师之一。
      人物周刊:能谈谈你的家庭、孩子吗?
      张保庆:我有一个老伴,是我大学同学,学法语的。我们是患难夫妻。我的诗集《抱清吟》的那个序,就是我老伴高如峰写的。她是中央教科所的研究员,今年也退休了,比我小一岁。
      还有个女儿,我对她要求很严的。她小学初中都是靠自己,高中成绩不错,后来受了点影响,不想上大学。我当时在教育部办公厅,忙得实在顾不上,后来知道已经晚了。她自己读了成人本科。她在社会奔波了好几年,什么工作都干过,我觉得这也是个锻炼,就叫她好好闯几年。女婿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的,在北大方正工作,他们现在没孩子。
       我这个家庭很好,我女儿和夫人在为人处世上和我是一致的:可以不当官,但一定要注意人格人品。我夫人是最反对我当官的,早就劝我退下来吧退下来吧。在廉洁自律这方面,她把关比我严多了。我自己有个规定,不准到家里谈工作,到家里去说不清道不白,容易送点东西什么的。我爱人也不接待,有事到办公室谈。这一点我很自豪,夫人见钱眼开,你就麻烦了。
       我和我老伴是患难夫妻。我们那时候谈恋爱,纯粹就是看重思想好,品质好,哪像现在这样,尽看表面的东西。文化大革命时,她和我是一派的。我这个人很保守,因为咱从农村来的,从来没想着高攀,但在这个问题上很严肃。因为是一派的,在一起接触多一些。造反派造谣说她不好,我也不在乎。后来到部队锻炼,我的连长很好,他有一次找我说,人家都说你们俩好,真的假的啊。我说没有,我们俩从来没谈过这个问题。1969年,外交部要调我走。临走前一天,连长又说,你们俩到底怎么样啊。我说连长你去问问她有什么意见,如果她没有意见,我也就没意见了。连长很热心,就在我要走的前一天晚上,在他屋里,他把她叫去,我们当面说开了,也就明确关系了。
      人物周刊:据说送你到北京上大学时,你父亲曾让你“不贪财色”。
      张保庆:这个对我影响很深,不贪财色是过去旧社会做人的根本。我父亲是个农民啊,送我去北京上大学,为了省5毛钱,他和我走了几十里路到县城。他是农民,没有多少话讲,到了车站,给我一句话:“保庆,你也大了,我也没有什么话要讲,但你要记住,这一辈子不要贪财不要贪色。”这个话从我父亲口里讲出来,我大吃一惊。这是一个很朴素的教育,我后来越来越感到厉害,你看现在社会上多少高官都栽到这两个问题上了。
       人物周刊:回想自己这一生,你觉得幸福不幸福?
       张保庆:用四个字比较能够符合我的心情:“坦然、安然”。坦然,是因为我没有干亏心事;安然,我能做到今天,也感到满足了。至于幸福不幸福,不能笼统说。我这一生过得还充实,家庭也不错,应该也是满足了。现在我哪都不愿去,请客吃饭我一般都回绝了。我那个诗词书法小天地,一钻半天,也很好。
       为什么不用“幸福”这个词呢?我内心确实还有很多忧虑,我说过“忧党、忧教育、忧自己”。这话是我在“保持先进性教育”活动上讲的。“忧党”,是指我们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,不是像一些人想的那样高枕无忧啊。很多人一天到晚,洋洋得意自吹自擂,没有看到党现在存在的问题,很严重的问题。只教育别人,自己搞不好也完蛋,假廉洁真廉洁不是装出来的,好多人都过不了这一关,现在“糖衣炮弹”满天飞啊,不自律不行。
        不要大吃大喝,当官的在吃喝上讲排场,真是很低级很庸俗的东西。我们国家贫富差距较大,一顿饭吃掉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,吃掉农民一年的收入。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,这怎么行呢?我对这个是很厌恶的。心里很反感这些。这些人吃喝花的都是国家的钱,怎么不让人心寒?
         我下去绝对不讲排场。当然,当场拒绝人家不高兴,我都交代得很清楚,有教育厅人员安排好就行了,我毕竟在教育部做的时间长了,大家知道我不是作假,没有那种乌七八糟花里胡哨的东西。我到地方去有一条,省长书记出来不出来我不管,但是,我必须要和我们教育厅的干部在一起吃顿饭,这个他们挺高兴的。吃个便饭,聊聊天。他们都知道我的个性,不敢乱安排。万一安排了,我就挖苦他们两句,告诉他们不要再干了。
     我是不作秀的,很少出面,很低调。实际上我一直在说真话,不过都是在教育系统内部讲,很多重要的都没见过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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